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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购买、转卖公民电话通话清单的行为性质
文章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站      发布者:新会区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13/5/5      阅读:50677

如何认定购买、转卖公民电话通话清单的行为性质

  【裁判要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新罪名。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如何认定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是此类案件的审判难点。电话通话清单能反映出电话使用者的身份、经济状况、生活规律、社会关系等相关情况,隐含有公民个人的一些信息,属于《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行为人购买、转卖电话通话清单数量多、社会影响大,达到了《刑法修正案(七)》要求的“情节严重”的程度,应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案号】 一审: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09)香刑初字第1337号

    一、 基本案情和审理情况

  被告人周建平,男,1977年9月16日出生,广州华探商务调查有限公司员工。因涉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09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4日被逮捕。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周建平犯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周建平对其购买公民个人电话通话清单后转卖牟利的事实供认不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但辩称其并不知道同案被告人林桂余等人向其购买电话通话清单是用以诈骗的,请求从轻处罚。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8年11月,被告人周建平在广州市注册成立广州华探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之后,周建平以该公司网页为平台,多次搜集、购买他人电话通话清单、身份资料等信息转卖牟利,直至2009年3月11日被抓获归案。其间,同案被告人林桂余曾向周建平提供14个电话号码,向周建平购买上述电话号码的通话清单。周建平遂向林海棠和网友“皇家大卫”(具体身份不详,均未归案)购得上述电话的通话清单,以每份人民币1200元、1500元不等的价格,将该 14份通话清单转卖给林桂余,共收取人民币1万6千元。林桂余等人利用周建平提供的电话通话清单,冒充机主进行电话诈骗,骗取机主亲友现金人民币5万元。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建平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建平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之规定,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周建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宣判后,被告人周建平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二、主要问题

  本案应定性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是诈骗罪?

  三、评析

  1、被告人周建平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根据周建平的辩解,其对于林桂余购买电话通话清单的用途不知情;林桂余也证实,其向周建平购买通话清单时并未告知周建平是用以诈骗的。在日常生活中,电话通话清单的用途有多种,既可用于调查婚外情、追索债务等合法用途,也可用于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故不能根据出售行为本身来认定周建平对林桂余等人购买通话清单的目的知情。周建平的行为虽然客观上为林桂余等人的诈骗犯罪创造了条件,但因主观要件欠缺,不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2、被告人周建平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近年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搜集、扩散、滥用的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大量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甚至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产业,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新罪名,对这类侵犯公民信息安全、情节严重的行为予以打击。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的有关规定,《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罪名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中,被告人周建平的主要行为是购买后转卖公民个人电话通话清单,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

  首先,公民个人电话通话清单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专属于某自然人的一切能用于识别其特定身份的重要信息,包括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种族、学历、学位、专业资格、工作经历、住址、电话号码、网上登录姓名和密码、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社会保险卡号码、医疗保险卡号码、驾驶证号码、指纹、声音印记、DNA、书写的签名和电子签名等。电话通话清单是电信部门计算机对某一电话主叫或被叫情况、对方电话号码、是否接通及通话时间起止等情况的实时记录,通过对一定时段内的某一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分析,有可能发现该电话使用者的身份、经济状况、生活规律、与通话对方关系等相关情况。由此可见,电话通话清单隐含有公民个人的某些信息,属于《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其次,被告人周建平购买、转卖电话通话清单数量多、社会影响大,情节严重。

  在本案中,被告人周建平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的方式,长时间、大范围地搜集、购买、兜售电话通话清单、人员身份资料等公民个人信息。其中,周建平购买、转卖给同案被告人林桂余电话通话清单14份,林桂余等人得以借此多次实施电信诈骗,骗得机主亲友现金人民币5万元,在相关机主及其亲友之间引起猜疑和恐慌。周建平非法获取、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达到了《刑法修正案(七)》要求的“情节严重”的程度。

  第三,被告人周建平不具备特定身份,其行为不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本案中,公诉机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建平的行为构成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周建平本人对此无异议。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系特殊主体犯罪,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周建平不具备上述特定身份,其行为不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周建平的行为包括两个环节,先是以搜集、购买等方法非法获取电话通话清单等公民个人信息,而后倒卖牟利。就其非法获取电话通话清单等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言,符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据此,香洲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人周建平定罪处罚。

  (执笔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陈超、李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贺心)

本文摘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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